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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王朝（1392-1910）立國後，需定期派遣使臣前往北京進行朝貢或履行使命。對於朝鮮來說，前往北京是件大事，故不少使臣都會歸國後寫 下私人紀錄以記載其行程。這些紀錄不但是中朝關係史、兩地的文化交流及朝鮮史的主要史料，也是他者角度客觀地觀察中國社會的資料。學界一般將這類使節紀錄以《燕行錄》一詞作為總稱，但朝鮮文人在 華的紀錄及其出使的職稱會因出使的目的及朝代的更迭而有所不同。不過，由於本文以研究清朝為主，因此以下的論述仍然以「燕行使」及《燕行錄》作為在華使節的身分及紀錄的稱呼。《燕行錄》值得研究，是因為燕行使除了他們原來的禮節工作外，也 會在北京四處遊覽。6由於大多數的使節一生只得一次機會前往北京，所以每事每物都成為他們關注的對象，並撰寫成為內容豐富的《燕行錄》，紀 錄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因此，燕行使及《燕行錄》在中朝關係，以至東亞文化交流史中有其重要的研究價值，足以建立新的學術研究角度，藉此回 應傳統的研究脉絡。眾多《燕行錄》課題中，較被人所忽略的，是朝鮮在滿清入關後的鎖國期間，何以仍有機會認識西學，甚有學者提倡各樣西洋思想。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洪大容（1731-1783）。洪大容為朝鮮英祖（李昑,1694-1776，在位於1724-1776）朝的北學派人物，7在其叔父洪檍（1722-1809）被委任為書狀官的背景下，成為「子弟軍官」一同出發前往燕行。8在燕行期間，洪大容所寫下的紀錄名為《湛軒燕記》，有一部分記述他與兩名耶穌會傳教士劉松龄（Ferdinand Augustin Hallerstein, 1703-1774）及鮑友管（Antoine Gogeisl, 1701-1771）的會面紀錄。另外在其他的著作中，洪大容闡述其對西洋的看法與思想。因此，如欲理解當時朝鮮人如何形成其西洋觀，洪大容顯然是個合適的案例。最早提及洪大容與劉松齡、鮑友管二人會面的學者，是日本的山口正之，他曾以洪與劉、鮑之間，以及李頤命（1658-1722）與戴進賢（Ignatius Koegler, 1680-1746）的會面作為個案，探討西洋文化如何經歷傳教士與使節的交流後在朝鮮傳播。9其後，不少中韓學者對洪大容的西學思想，如何對朝鮮實學及西學帶來影響有所關注。例如韓國學者千寬宇、中國學者姜日天及日本學者山內弘一等，都指出洪大容為重要的北學家，其觀點對朝鮮思想界及科學史有重要影響，10特別是對朝鮮社會的西洋觀念。不過，這些研究都是強調其如何影響朝鮮後來的北學及實學，卻較少關心洪大容西洋觀如何建立。較全面的，有韓國學者金泰俊，他在一九八○年代推出的一系列專著，對洪大容作出全面研究，從洪大容燕行錄的歌詞及文學研究，後來亦對其燕行及實學作出探究。11當中，嘗試從《湛軒燕記》觀察，其實學觀得以建立及形成。而非單單探討洪大容帶來的影響，打破傳統對洪大容西洋觀研究的探討方向。不過，筆者認為金泰俊未有深入瞭解洪大容在出發前和北京期間的經歷，這導致其著作難以說明洪大容本身的思想傳承及各種觀念形成的原因。12然而，筆者認為當時的朝鮮人並不單單只靠燕行而建立其思想，而是早在這封鎖的社會中，朝鮮人對西洋思想已有自己一套的價值觀，或是認同，或是抗拒，不一而足。以洪大容為例，他一直希望為自己的西學觀加以確認，而燕行成為了洪大容以及其他朝鮮人印證其價值觀的機會。因此，筆者認為燕行對朝鮮人認識西洋思想扮演啟示的作用，讓閉固的朝鮮人，利用燕行所提供的「接觸空間」，13與外來文化進行互動，去肯定或改變自身對西洋的想法。14而洪大容則成為這種構想的切入點，以其著作及見聞作為證據，以說明當時的朝鮮人的西洋觀及對西學的態度。簡言之，本文將從清代燕行使的制度其在北京的活動，引申他們的活動及制度，如何提供空間讓洪大容等燕行使能與西洋傳教士有所交流。然後，嘗試從其家庭及教育背景，分析洪大容如何對燕行及西洋事物產生興趣。兩者結合就能有足夠的背景，瞭解到何以洪大容在燕行期間，會與劉、鮑二人會面，又參觀教堂等等活動。經歷燕行後的洪大容，在其燕行紀錄及其他著作反映出他對各種西方事物及外來人的觀感。這些觀感會被用作剖析北京如何協助朝鮮人建立西洋觀，以回應論文的主旨。 |
